李隆基于开元十三年（725），曾到泰山行封禅大礼，回京途中，观孔宅，祭奠孔子并赋此诗。诗中连用数典，比较集中地概括了孔子心怀壮志抑郁不得恓恓惶惶的一生，表现了对孔子的尊崇。作为封建帝王，其至尊的身份与地位，使唐玄宗写诗追求典雅，因而诗写得板滞，情意不深，缺乏文采，不能说是好诗。因为是皇帝写的，原编选者把它置于其他诗人之首，这是原编选者尊君思想的表现。

此诗作于开元十三年（725年）十一月，当时李隆基封禅泰山，回途中转道曲阜，祭奠孔子，乃作是诗。全诗用语精练，结构严谨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充满了尊儒重师的士人气息，而非志得意满的帝王风味，或许也只有李隆基之类的文艺天子才能为此吧。
诗歌并未颂扬孔子的品性和道德文章，而是就其不遇的遭际来展开话题，开篇即云“何为者”、“栖栖一代”，孔子当年为了推行自己的理想，周游列国，甚至穷厄于陈蔡之间，几乎饿死，却仍不改其志。表面上仅言其不遇，其实是曲折地赞颂了孔子的坚持。
诗歌先设问，孔子是为了什么而奔波，又是为了什么而坚持呢？随即将笔锋荡将开去，似插闲言，说我如今所到之处，其旧宅面貌未改。这其实是为了说明后人对孔子的尊崇，对他这种坚持的崇敬，所以鄹邑之名至唐时仍未改换，而鲁共王登堂闻丝竹之声后也放弃了破坏孔宅的企图。这两句似远实近，似曲折而实直接，既将节奏放缓，又引读者无限联想，确是诗家大手笔。
颈联回答首联提出的问题，也即孔子因何而奔忙，因何而坚持，但又不直言，而取相关孔子的两段著名轶事来曲折言之。“叹凤”是指孔子慨叹，凤凰不至，河图不出，象征上古圣王统治的祥瑞如今不见于世，难道我的理想竟然无法达成吗？“获麟”是指孔子见圣兽麒麟为农夫打死，从而哀叹：“吾道穷矣。”用此两事，一则呼应首联，仍是在说孔子的困顿和坚持，二则说明孔子所坚持的是“道”，也即儒家理想。正是因为坚持理想，但理想又难以达成，所以才被迫四处漂泊，周游列国。
尾联是言孔子之梦，他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受人祭奠，从而认为自己快要死去了。“两楹奠”是殷商的礼俗，孔子本为宋人，宋国是殷人后裔，故有此语。或以为这两句是夸耀孔子当初未能达成的理想，已毕见于当世，乃是李隆基自命圣明天子，认为他所统治的时代达成前无古人的繁盛高度，从而自我吹嘘之语。这样理解恐怕不确，因为孔子所崇的是周礼，而“两楹奠”是殷礼，无法因“两楹奠”而得见孔子理想的达成。私以为这两句是言孔子虽然身死，但理想未灭，他本人也受千秋祭祀，从而得出结论：孔子之道未穷，他的理想确实值得坚持。因此这两句并非帝王之语，仍是士人之语。清人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中即评道：“孔子之道从何处赞叹？故只就不遇立言，此即运意高处。”
古来帝王诗人不少，帝王诗更多，统而言之，帝王以帝王口吻作诗，往往鄙俗，帝王以士人口吻作诗，则有可能臻于上品。《唐诗三百首》中帝王诗只选了这一首，也正说明此诗非由帝王口吻作出，所以才能流芳千古。

《兵车行》是杜诗中的名篇，约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年（751年）。当时，唐朝频繁对西北、西南的少数民族发动战争。连年的战争，既让边疆的少数民族蒙受了巨大的灾难，也让中原地区人民吃尽了苦头。据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六载：“天宝十载四月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，大败于泸南。时仲通将兵八万，……军大败，士卒死者六万人，仲通仅以身免。杨国忠掩其败状，仍叙其战功。……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。人闻云南多瘴疠，未战，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应募。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连枷送诣军所。……于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声震野。”这段记载可以说就是《兵车行》创作的时代背景。在这首诗中，诗人以满腔的悲悯之情，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征战和杀戮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灾难，体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。“行”是乐府诗歌的一种体裁。杜甫的《兵车行》没有沿用古题，而是缘事而发，自创新题，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，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。